第83届世界纺织大会在中国召开，表明中国作为全球纺织业的重要成员在世界纺织业中的特殊性。世界的目光在聚焦中国纺织业时，自然没有忽略中国纺织业的资本发展之路。 　　
　　19世纪中叶，在封闭型自然经济解体和“西风东进”的综合影响下，近代中国机器化纺织业开始启动。到了20世纪30年代，中国民族纺织工业已经渐成规模，上海作为中国民族纺织工业的摇篮，已经聚集了荣氏申新、茂新、福新纺织公司，郭氏永安纺织公司，刘氏章华毛纺厂等著名大企业。不仅如此，当时的上海还集中了中国最主要的的银行总部，外国在华银行投资的80％也集中在沪。中外浓郁的金融气息，浸染着中国民族纺织业的资本之路，使得这一时期的传统纺织的资本要素突出了三个特点： 　　
　　首先，近代巨额增量资本从多种渠道涌入新兴的纺织产业。这里有来自海外侨商的资本、有来自官僚买办的资本、有来自华商在其他行业集聚的“第一桶金”。荣氏资本集团就是将在面粉行业积聚多年的资金用来投资纺织；郭氏资本集团投入纺织业的资本源于百货业的积累；刘氏企业则是在经营煤炭、火柴行业获利颇丰后进入纺织业。 　　
　　其次，纺织企业开启了“负债经营”的尝试，在资本供给上并不只限于“自给自足”。自备资本用于租地建厂、购置机器设备和招募、培训工人，流动资金主要向金融机构融通。由于机器纺织产业是近代中国最重要的轻工业门类，因此无论是早期的钱庄还是后来的银行，都较重视对纺织企业的工业放贷，这种金融支持作用是关键而积极的。据不完全统计，1934年的中外金融界总计对工业放贷约2.15亿元，其中2／3（约1.5亿元）投资于纺织业，而其他诸如烟草业、电器业和制造业等总计仅占1／3左右。可以看出当时的纺织业获得金融支持的力度非同一般。 　　
　　第三，“股份制效应”在近代中国机器纺织业中得到超前认同。这发端于当时的机器织布局仿效外资企业的招商集股，“沪上股份风气大开，每一新公司起，千百人争购之，以得股为幸”。正因为股份制雏形的兴起，才有了1904年近代中国的第一部《公司律》和1914年颁布的《公司条例》。股份公司的资本额规模较之一般工厂都要大得多。1931年，上海已注册的股份制公司281家，约占当时1883家全部工厂数的15％，而其资本规模则占到全部工厂资本额的63％。以郭氏资本集团的永安纺织公司为例，其1922年创办时78％的股本由5247个小股东投入。 　　
　　如果说，这一时期中国传统纺织业依靠资本运作，初步建立起了中国纺织的民族工业。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，中国纺织业依靠符合中国特色的资本运营的多样化所取得的成就，正在给其他发展中国家以鲜明的验证。 　　
　　国有资本通过市场化改组与国有企业资本多元化改革，使企业的资本素质进一步提高，2003年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总资产贡献率比上年提高0.05个百分点，非国有资本在规模以上企业中的比重从82％上升到84％以上。截至2003年12月，我国证券市场纺织板块共有58家企业上市，其中27家运用配股方式再融资逾百亿元，7家运用增发方式再融资筹资近40亿元，4家公司成功发行了可转债。 　　
　　纺织产业借助资本市场，使资本要素配置更为优化、合理、灵活。上市企业还可通过再融资方式，在资本市场持续补充资本。通过对上市纺织企业与非上市纺织企业的比较分析中可以发现，上市纺织企业通过改制上市，建立起相对完整的法人代表制，已经基本形成了“三会一层”的公司治理结构，股本结构得到优化，流通股份额增加，相应的会计、审计制度得到落实、规范。借助资本的力量，使上市公司的经营业绩明显强于行业平均值，成本支出也较行业整体更为集约。 　　
　　当纺织加工技术已经或正逐步完成人们梦寐以求的“无锭纺纱、无梭织造、无纺织布、无水印染、无人工厂”等全新技术跨越时，中国要走出一条世界现代纺织强国之路，实现资源的全球化和金融全球化，就要通过纺织产业新的领域、新的功能、新的价值，拓展新的市场和产业发展空间，实现资本、技术、信息等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，这是任何一个世界纺织强国所必须面对的。在这个过程中，如果缺乏金融市场作匹配，实现世界纺织强国只能是一句空话。